张祁心里清楚，在立储一事上，孙太后别无选择。
她是必须要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的。
因为明英宗对也先的利用价值，完全系于其“正统天子”的法理地位。
朝廷若另立新君，无异于在法统上彻底宣告了明英宗政治生命的终结。
这不仅会立即削弱其作为人质的价值，更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明英宗在瓦剌营中的处境。
唯一的破局方法，就是立明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储。
这样一来，不仅能确保皇统仍归明英宗一脉，而且还向瓦剌传递出了一个关键的政治信号。
大明已经拥有了合法继承人，即便皇帝被俘，国家政权依然稳定，并没有出现权力真空。
明英宗作为“储君之父”，仍具有相当的政治价值，瓦剌若继续挟持，仍可作为谈判筹码，而非一个“无用废君”。
这一策略，既保住了明英宗的性命，避免其被也先恼羞成怒地处死，同时又缩小了也先的谈判空间，遏制了瓦剌借英宗要挟朝廷的可能。
而于谦等主战派力推郕王朱祁钰继位，其背后的考量则基于现实需求。
一方面，在前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成年君主能够迅速稳定军心，避免幼帝即位所引发的“主少国疑”，影响北京保卫战的组织。
另一方面，郕王显然更容易受文官集团的掌控，相较于立幼主后可能带来的外戚干政风险，郕王继位无疑是更为稳妥的选择。
倘若朱见深被确立为储君，孙太后便能以“太后听政”的身份维系其政治影响力，继续干预朝政。
历史上即便在朱祁钰先监国后即位的情况下，朱见深的太子之位仍得以保留长达三年之久，这正是孙太后为英宗复辟所预留的最为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手。
所以张祁在这节骨眼上抛出立储之议，本意是要逼迫于谦与孙太后展开一场政治角力，让于谦趁形势大好之际赶紧与孙太后讨价还价一番。
但凡明眼人都能看出，当死守北京成为定局，孙太后在立储一事上已陷入被动。
毕竟，她儿子真的在也先手上。
谁曾想，于谦竟毫不犹豫地伏地叩首，口称“但凭太后圣裁”。
这一出直教张祁瞠目结舌，好半响没能回过神来。
不是！
说好的文官集团呢？
本王的文官集团都跑到哪里去了？
于谦你这已经不仅仅是被封建礼教腌入味儿了，你这简直堪称奴性坚强！
你没看出孙太后从头到尾都没信任过你吗？
你在这里瞎表什么忠心呢？
这议储之事何等凶险，但凡是正常心智的人，此时不应该赶紧抱紧本王，把本王推出来当作政治挡箭牌吗？
张祁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，一股无名火直冲顶门。
不料，屏风后的孙太后却尖利地冷笑了一声，保养得宜的面庞上浮现出了一种近乎刻薄的神情，“东晋穆帝两岁践祚，致使江左偏安十七载，终酿成桓温专权之祸，南宋苗刘之变，三岁稚子继位，叛军竟能逼宫废立。”
“听你的意思，倘若老身执意立幼主，便是自取其祸？国将不国，乱臣当道，终究要步她们的后尘？”
张祁顿时大吃一惊，于谦方才的那番话，竟是这个意思？
难道是自己读书太少，文化水平不够，才没能参透其中深意？
他的脑海中开始飞快回放于谦方才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，试图从中找出确凿的证据。
可越是细想，越是惊疑不定，究竟是于谦话中有话，还是孙太后多心了？
抑或是，二者兼有之？
于谦再次深深叩首，额头紧贴冰冷的金砖地面，声音却愈发清朗，“殿下明察秋毫，洞鉴古今兴替，臣区区蝼蚁之躯，安敢妄议神器归属？”
“史鉴在前，东晋之衰，非因穆帝冲龄践祚，实乃在顾命诸公各怀私心，致使庙堂之上，尽是门户之争，致使王与马共天下之势难挽。”
“至于南宋之祸，亦非幼主之过，实乃将帅猜忌掣肘，致使江淮防线屡现破绽，更兼朝廷举棋不定，庙堂游移，令战和之策反复无常。”
“而今我大明，六部齐心如臂使指，九边将士效死用命，若得殿下垂拱而治，群臣同心辅政，又岂会重蹈前朝覆辙？”
孙太后凤目微垂，良久才缓缓开口道，“老身听明白了，你是说，若由年长之君继位，朝堂之上便不会生出这许多枝节，门户之争可免，将帅猜忌可消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张祁终于明白了。
于谦必定早看穿了孙太后欲立朱见深的心思，却偏不直言反对。
而是引经据典、借古讽今，将前朝教训娓娓道来，字字句句都在暗指幼主临朝之弊，却始终不点破“郕王”二字。
更妙的是，孙太后竟能精准捕捉到于谦每句话里的弦外之音。
两人你来我往，看似在谈论史鉴，实则句句都在较劲，像在演一场心照不宣的哑剧。
张祁心头突然掠过一丝明悟，于谦此刻的绵里藏针、话里有话，莫非正是自己在奉天殿上那三声厉喝的“闭嘴”促成的？
这念头一起，张祁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。
然而转念一想，如此局面反倒更合心意。
于谦越是隐晦其词，孙太后就越是要独自担起决断之责。
纵使日后孙太后要翻旧账，也怪不到任何臣子头上。
于谦这时又道，“臣斗胆再进言，非是年长之君必然贤明，实乃幼主临朝，确有其弊，一则君威未立，易启奸佞觊觎之心；二则圣学未成，难辨忠奸贤愚；三则朝纲未振，恐致权柄下移，今观唐季宦官之祸，尤当深戒！”
“唐敬宗李湛践祚时年方十六，童心未泯，沉溺击球、夜猎之戏，致政事荒废，宝历二年冬夜，敬宗猎归，与宦官刘克明等二十八人纵酒狂欢，及至酒酣更衣之际，刘克明竟敢弑君于内殿，伪称‘暴崩’，此乃宦官凌主之极也！”
“更有唐僖宗李儇，十二岁登基，视宦官田令孜为‘阿父’，田令孜恃宠专权，竟至阻挠圣听，擅设‘官市’盘剥百姓，及黄巢乱起，不思御敌，挟帝西逃，致宗庙蒙尘。”
“至昭宗时，韩全诲等宦竖勾结藩镇，竟敢劫持天子至凤翔，朱温兵围经年，昭宗困顿行宫，衣食不继，虽终得脱险，然唐祚已倾，终为朱梁所代。”
“《尚书》有云，‘与治同道罔不兴，与乱同事罔不亡’，臣非敢妄议立储大事，然今当以史为鉴，立长君则社稷安，立幼主则天下危，望殿下明察！”
这回孙太后的反应快得出乎意料，快得让张祁疑心她早已备好了答案，只等着于谦抛出问题，“奸佞觊觎、难辨忠奸、权柄下移……”
她一字一顿地念着，凤眸微挑，“你是在说王振吗？”
于谦垂首不语。
孙太后忽而轻笑，“怕什么？横竖王振已经死了，说说也无妨。”
她的声音轻飘飘的，却让一旁的兴安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
于谦正色回道，“殿下，王振罪不容诛，非独为其土木之败，更因其奸佞之本！自古窃权之辈，必借御侮之名以固宠，擅权之徒，常恃边功之便以邀赏。”
“昔汉武帝时，匈奴猖獗，边关告急，王恢献马邑之谋，设伏三十万大军欲歼单于，然天不遂人愿，单于警觉退兵，致使良谋成空。”
“武帝虽惜王恢之才，仍以‘轻启边衅’罪之，王恢虽贵为九卿，亦不免下狱自裁，此非武帝刻薄，实因轻启边衅，贻误军机，罪在不赦！”
“及至郅支单于猖獗，甘延寿、陈汤矫诏出征，万里奔袭，终斩郅支之首悬于蛮夷邸间，虽立不世之功，然二人凯旋后，朝廷却因‘擅兴师旅’之罪，迟迟不予封赏。”
“此二事看似相悖，实则同出一理，保境安民方为上策，轻开边衅必招祸端！”
“王振蛊惑圣驾亲征，致使五十万大军溃于土木，此罪较之王恢更甚百倍！延寿、陈汤虽违制却立功，王振则既违祖制又丧师辱国！”
“如今王振已死，实乃大快人心！然若宦官干政之风不除，则我大明危矣！今日杀一王振，明日还会有李振、张振！幼主临朝，则阉宦必借机揽权，长君继位，彼辈亦会曲意逢迎！”
“太祖皇帝立铁牌‘内臣不得干政’，而今安在？太宗皇帝设东厂本为监察，如今反成祸端！若不除宦官干政之弊，他日必酿滔天之祸！届时无论是幼主还是长君，都难逃被阉宦摆布之命！”
王振撤除铁牌一事，实为明代政治一大变局，后世史家皆视之为宦官擅权之滥觞。
昔年明太祖朱元璋深鉴汉唐阉祸，特命铸三尺铁牌立于宫门，镌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犯者斩”十一字，铁画银钩，凛然不可犯。
此乃祖宗家法，百余年未敢轻动。
然至正统七年冬，张太皇太后崩逝，“三杨”或卒或老，朝中再无制衡王振之力。
王振以司礼监掌印之尊，出入禁闼，每见铁牌矗立，如鲠在喉，最终竟悍然矫诏，命人毁此祖制。
铁牌既倒，宦竖之势遂如溃堤之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于谦此时特意提及此事，绝非仅为追述旧闻。
孙太后闻言神色一凛，当即会意，“王振虽死，其党羽犹在，这些年来，他们仗着昔日权势，依旧横行无忌，今晨竟连郕王都遭其折辱，实在猖狂至极！”
张祁听到此处，心中豁然开朗，原来于谦是在以立储之事为筹码，换取孙太后对王振余党的清算。
先前马顺等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，不仅因王振余威尚存，更因土木堡之变后，这些王振余党早已改换门庭，将效忠对象从明英宗转向了孙太后。
马顺能受孙太后指使去刺杀真正的朱祁钰，以及敢在东华门前公然恫吓张祁，便是最好的明证。
正因有孙太后这座靠山，王振余党才有恃无恐，笃定自己不会因土木堡之变而被问罪。
而于谦此计可谓一箭双雕，他借孙太后急于立朱见深为储的心思，将土木堡惨败的罪责尽数归咎于宦官干政，让王振成了这场国难的最佳替罪羊。
这样一来，孙太后不得不自断臂膀，彻底斩断与王振余党的联系。
此招看似凶险，实则精妙绝伦。
因为在孙太后心中，王振余党虽是用着趁手的爪牙，但终究比不上亲生儿子的性命和嫡亲孙儿的江山社稷来得重要。
更何况于谦这番话，恰恰说到了她的痛处。
说到底，若不是王振那个狐媚阉奴整日里蛊惑圣听，妖言惑主，她那个“单纯善良又老实”的儿子又怎会贸然亲征，最终在土木堡沦为瓦剌的阶下囚？
反正都是王振那个小贱婢的错！
她的祁镇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
这一转念间，王振余党在她心中的价值，已然抵不过为儿子开脱罪责、为孙子铺路的需要。
于谦正是看准了这点，才敢下的这步棋。
张祁此刻对于谦的认知又深了一层。
若说于谦是朵不染纤尘的白莲，可他在朝堂博弈中手段凌厉，谏诛马顺时杀伐果决，政争论辩时言辞犀利，甚至能借自己突然提出的立储之事，顺势与孙太后周旋谈判，这般机变，哪里像个迂腐之人？
可若说他工于心计，却又见他仿佛被三纲五常铸成的金箍死死框住，他弹劾阉党、抨击奸佞，却从未想过这祸乱朝纲的真正根源，或许就在孙太后与明英宗身上。
他分明怀揣着经天纬地的抱负，却甘愿作茧自缚，将自己困在礼法的牢笼之中，他深谙庙堂权谋之道，却选择做皇权的囚徒，将满腔才智尽数献祭给那个腐朽的体制。
这个人实在是太矛盾太复杂了。
就在张祁感叹之际，但听于谦又道，“诛奸佞，非为泄私愤，乃为明正典刑、以儆效尤，若暗中处置，不教而诛，则何以彰显朝廷法度？何以警示后来者？”
“臣愿请郕王殿下再开朝议，集文武百官于午门，着都察院当众宣读历年弹劾王振之奏章，使天下人皆知，内臣干政者，必受极刑，祸国殃民者，难逃法网，如此，方能正本清源，肃清朝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