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祁瞬间洞悉了于谦的劝说策略。
他这一招属于以退为进。
先刻意夸大瓦剌军力，将其描绘得如同皇太极时期的八旗铁骑般势不可挡，仿佛随时可能挥师南下，直捣京师。
如此一来，孙太后“割地赔款，赎回皇帝”的幻想便被当场撕得粉碎。
这其中的道理再明白不过。
试想，若此事发生在明末，无论是努尔哈赤俘获天启皇帝，还是皇太极生擒崇祯皇帝，这两位志在问鼎中原的满清雄主，岂会为了些许金银财帛、几座边陲小城就轻易放归大明皇帝？
于谦已经点明了，也先志在光复蒙元版图，其图谋的从来不是蝇头小利，而是逐鹿天下的宏图霸业。
世间确有这样一种绑匪，他们不为金银折腰，只认手中的筹码。
当他们手中人质的价值远超金银财宝时，再丰厚的赎金也再无意义。
那么，到了这时，孙太后自然已不由自主地将明英宗的处境，与当年宋钦宗被金国俘虏的境遇联系在了一起。
于谦的“主战之议”便水到渠成了。
毕竟那些是战是和的利害关系，早在奉天殿朝议之时，就已被张祁剖析得淋漓尽致。
此刻于谦只需祭出最关键的一着，向孙太后立下“必保圣躬无虞”的军令状。
而关于这一点，于谦手里也有一张王牌可作为立论根基，那就是黄金家族血统在蒙古政治生态中不可撼动的神圣性。
这一血统论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始终高悬于也先头顶，这位权倾漠北的枭雄虽能以太师之名摄政，却因非黄金家族出身的原罪，始终被排斥在汗位传承的法统之外。
正是这一致命的政治缺陷，使得明英宗于也先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，自被俘虏开始，明英宗就成了也先维系内部稳定与问鼎中原的双重保障。
倘或也先贸然弑君，则不啻自毁长城，非但会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本，更将彻底瓦解其染指中原的法理依据。
毕竟，一个活着的正统天子才是他叩关南下的传国玉玺，才是他问鼎天下的最佳筹码，而一具冰冷的尸体不过是块引火烧身的燧石，只会焚尽他苦心孤诣构筑的所有政治幻想。
而且吧，张祁算是听出来了，于谦对孙太后的“承诺”是有前提的，相当于现代保险公司推销保险时，在合同中埋下的那一大堆附加条款。
于谦能保证明英宗在开战之后还安然无恙是建立在“圣驾仍在瓦剌营中”的这一关键前提之上的。
这一看似稳妥的保证，实则暗藏诸多变数。
倘若明英宗自行脱逃，或是被人暗中转移，或是被第三方势力劫持，或是因任何原因脱离也先控制范围，在混乱中遭遇不测，那么这份“保单”便即刻失效。
这与孙太后期盼的“皇帝安然返朝，重掌社稷”的愿景相去甚远。
细究之下，于谦的承诺不过是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，仅仅是确保明英宗能在瓦剌营中“活着”而已。
须知，“活着”与“活着”之间，亦有天壤之别。
若只是保命，那昔年宋钦宗在金国还生活了二十九年呢，有吃有喝有地种，还有郡公封号，较之其他宋人俘虏已属优待。
然而，这种丧失尊严、仰人鼻息的“活着”，对曾经君临天下的明英宗而言，恐怕比死还要难受。
孙太后拭去泪痕，凤目中的哀戚渐渐化为决绝，“既已至此，战便战罢，然若此战告捷，震慑瓦剌，必要即刻遣使议和，设法迎回皇帝。”
她的指尖深深掐入掌心，声音却异常清晰，“倘或实在到了无路可退之境地，纵使要‘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’，老身……也认了。”
于谦闻言立即伏地叩首，额触金砖铿然有声，“皇太后殿下圣明！臣等必竭尽全力迎回圣驾！”
低垂的眼帘掩去了眸中闪过的复杂神色，孙太后的这番妥协，实则是将半壁江山的代价都押在了明英宗的归途之上。
所谓“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”，出自南宋“绍兴和议”中的条约内容，即原籍在“绍兴和议”规定的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，原籍在“绍兴和议”规定的金境内的汉人归金。
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成为金朝臣民，而且不能南逃，否则将被遣返，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南宋的敌国子民，并确立宋金南北对峙局面。
孙太后此刻重提“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”之论，其用意不言自明。
既然你们都说也先野心勃勃，所图甚大，非战不能议和，我便准你们开战。
但若得胜之后，谁敢在迎回皇帝一事上耍什么花招，那你们就休想再阻拦我割地赔款了。
若是战事不利，那更不必多说，南迁之事，自然要重新议过。
张祁这时候倒不怎么害怕孙太后了，他看出孙太后本质上不过是一个被帝王之爱宠坏的女人。
她前半生所有的难题，只需在明宣宗榻前撒个娇便能迎刃而解。
要说她有多恶毒，倒也未必。
被丈夫捧在手心呵护一生的女人，就该是孙太后这般模样。
何况她的丈夫是九五至尊。
真正令张祁毛骨悚然的，是于谦那张古井无波的面容。
在他这个现代人眼中，于谦对孙太后、对朱明王朝那种近乎病态的忠诚，那种毫无保留的奉献，才是最违背人性的存在。
他就像一个从话本故事里走出来的忠臣模板，一个从儒家经典中走出来的人臣典范，纯粹得没有一丝私欲，干净得不染半点尘埃。
最可怕的是，于谦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若北京保卫战告捷，本该是他权倾朝野，也该是他执掌废立大权，而不是眼前这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孙太后。
这种浑然不觉的权力盲视，比任何野心都更令张祁不寒而栗。
于谦就像一具被皇权精心雕琢的“空心伪人”，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仿佛被儒家纲常预设好了程序。
当这个“忠臣模板”初次找上门来，要张祁假扮郕王时，张祁心底翻涌着最阴暗的揣测，于谦是不是在下一盘大棋？
他是不是想扶持假王爷、废黜昏君，最后自己独揽大权，好做那幕后操盘的霍光、曹操？
即便于谦指天发誓，张祁依然将信将疑，这世上怎会真有被三纲五常完全驯化的臣子？
那些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的教条，不都是统治者编出来给底下人洗脑的吗？
直到此刻，张祁才惊觉自己错得离谱。
于谦的忠诚纯粹得令人发指，他就像一柄出鞘的利剑，除了为君王赴死的执念外空无一物。
这个发现让张祁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仿佛有无数蚂蚁顺着脊椎爬行。
最骇人的恐怖故事，莫过于亲眼见证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竟原原本本地活成了封建礼教下的道德完人，活成了祠堂里被供奉的忠臣标本，完美复刻着所有令人窒息的“美德”。
更吓人的是，他现在也已经深陷于这个恐怖故事之中了。
他最初会答应假扮郕王，固然有为国为民的大义，却也暗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。
他想坐上那至高无上的龙椅，想体验掌控天下的快感，想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男人。
这种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的权力欲望，在于谦眼中必定是十恶不赦的谋逆之罪。
张祁清楚地知道，倘若自己这个“假郕王”真敢威胁到孙太后和明英宗的切实利益，那个忠贞不二的于谦必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对立面。
到时候，第一个对他举起屠刀的，极有可能就是眼前这位“忠臣标本”。
于谦一定会揭穿他的真面目，甚至亲手将他送上断头台，用他的鲜血来祭奠那套吃人的纲常伦理。
不行！不行！
自己必须得自救！
恰在此时，孙太后慵懒的声音传来，“郕王，战事既已议定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若无要事，便回郕王府歇着去吧。”
张祁如梦初醒，顾不得品味孙太后话中的讥诮，当即伏地叩首，“臣在想，也先狡诈多谋，绝非庸碌之辈，若战事迁延日久，我大明与瓦剌陷入僵持，致使陛下久滞漠北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毕竟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啊！”
此言一出，张祁敏锐地捕捉到于谦眉梢那微不可察的颤动。
他心中窃喜，果然，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这六个字就像一把利刃，精准地挑开了众人心照不宣的脓疮。
但仅仅这样还不够。
张祁又正色道，“少司马总揽戎机，深谙边务，臣以为，此等关乎国本的大事，当由少司马与内阁六部共议决断才是。”
说罢，他意味深长地望向于谦，目光中既有对重臣的礼敬，又暗藏着一丝只有明眼人才能察觉的深意。
这一问犹如投石入水，既将立君难题抛给了于谦，又巧妙地将自己与这位重臣捆绑在了一起。
奉天殿上那份单纯的保护欲，此刻已淬炼成更为精妙的权谋。
因为张祁忽然就想通了。
忠臣的宿命从来就不是什么“善终”，而是要么成为旧朝的殉葬品，要么变作新朝的佐命元勋。
先前他一心要让于谦避免对正统朝的敏感话题发表议论，是不忍见于谦这般忠臣日后被孙太后母子清算。
如今看来倒是错了，对忠臣最好的保全之策，不是让他置身事外，而是让他成为自己的从龙功臣。
让于谦这样的栋梁之才埋没在昏君佞后手中，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。
与其让这位忠臣日后被卸磨杀驴、兔死狗烹，不如现在就将他牢牢地绑到自己的战车上，让他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治国平天下。
张祁凝视着于谦紧绷的面容，仿佛已经看到这位铁骨铮铮的忠臣，终将不得不亲手为自己铺就通天之路。
隔着屏风，孙太后并未察觉出张祁与于谦之间这场暗流涌动的交锋，“老身本欲立襄王继统，连襄王金符都备好了。”
“谁料襄王却上书推辞，说什么‘臣闻天子蒙尘，当以国本为要，宜立皇长子为东宫，命郕王总摄朝政，广募海内忠勇，速迎圣驾还朝’。”
“既然襄王不愿担此重任，不如就依郕王所言，请众大臣合议，于谦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于谦看也不看张祁，但见他轻咳一声，再度叩首道，“臣斗胆以史为鉴，昔东晋康帝驾崩之时，穆帝年方两岁，羯胡石虎拥兵江北，虎视眈眈。”
“当此危局，康献皇后褚蒜子临朝称制，以非凡胆识立幼主继统，其时朝野多有异议，然褚太后慧眼独具，任用外戚庾冰与能臣何充共理朝政。”
“庾冰镇守荆州要冲，何充居中调度，终使弱主在位十七年间，虽未能恢复中原，却也保得江左偏安，此乃明证，立储大计，当由太后独断，非外臣所宜置喙也。“
“更近者靖康之变，二帝北狩，宗室尽虏，幸有哲宗孟皇后以废后之身幸免于难，彼时伪楚僭立，张邦昌虽受金人伪命，然自知难服众望，遂迎孟皇后入宫，并请其垂帘听政。”
“时康王赵构为大元帅，孟太后明察天命所归，于应天府诏立为帝，是为高宗，此举使宋祚得续，南渡基业始立。”
“更遑论苗刘之变时，孟太后二次垂帘，谈笑间化解兵祸，平定叛乱，此等女中尧舜，虽两度临朝、三定社稷，而不恋权柄，功成即身退，实乃千古垂范。”
“此又一证，国本大事，必由太后定夺，盖因太后乃先帝正配，皇子嫡母，最知宗庙之重、社稷之托，外臣纵有千虑，终非血胤之亲，岂可越俎代庖？“
“今我朝之境遇，较之晋宋犹有过之，瓦剌挟持圣驾，较之金虏更为猖獗，朝中人心惶惶，较之靖康更为危急。”
“臣等外官，只合备顾问、供驱策，岂敢妄议立储？此等大事，非太后圣裁不可！太后若效褚后之明断、孟后之果决，早定大计，则社稷幸甚，天下幸甚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