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鲁襄公去世的六月份，郑国执政子产正在陪同郑简公访问晋国。晋平公以鲁国国丧为借口，不见郑国君臣。这就有些过分了，诸侯国君来访，一般东道主都会设享礼款待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宴。晋侯却不但不款待郑简公，甚至连个面都不露，更让子产气愤的，晋侯不见的理由居然是因为鲁国国君去世了！郑国是来向晋国缴纳贡赋的，还受到这种无礼和傲慢的对待，对于郑国君臣来说，无异于是一种屈辱。
郑简公在馆驿中非常郁闷，子产派下属将馆驿的围墙全部拆毁，然后将郑国带来的载有贡赋财礼的郑国车马都转移到馆驿之内。正卿赵文子派范宣子堂弟、晋国大夫士文伯来到郑国使团下榻的馆驿责怪说：“馆驿围墙是为了诸侯来宾财物的安全，你们郑国使团拆毁敝国馆驿围墙，究竟何意？”
子产回答道：“晋国作为诸侯盟主，在铜鞮的晋君离宫绵延数里，却让诸侯宾客住在象奴隶居住的房屋之中。门口进不去车马，又不能翻墙而入。盗贼公然横行，传染病又不能防止。宾客觐见国君没有准时候，国君接见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。如果不拆毁围墙，就没有地方储藏财礼而加重罪过了。敢问大人，您此来要发布什么命令呢？虽然贵君遇到了鲁国的丧事，但这同样也是敝国的忧虑呀！如果能够奉上贡赋，郑国使团愿将馆驿围墙修好之后再返回。这样就是贵君的恩惠了，我们岂敢害怕辛劳？”
士文伯回去向正卿赵文子复命，将子产的话复述了一遍。赵文子说：“确实啊，子产说得有道理，我们晋国做得欠妥，用让类似役隶居住的馆驿接待诸侯，这是晋国的罪过。”于是派士文伯再次赶到馆驿，向郑国君臣表达了歉意。晋平公率正卿赵武等晋国众卿设享礼款待了郑简公，子产陪同。晋国君臣提升了对郑简公和子产的礼遇，给郑国君臣的赠礼也特别的丰厚，然后收下了郑国缴纳的贡赋，隆重地礼送郑简公和子产返回了郑国。晋国从此建造了专门用来接待诸侯的宾馆。太傅羊舌肸夸赞子产说：“这就是不能废弃辞令的例子！子产善于辞令，诸侯因此而获益。《诗》曰：‘辞之辑矣，民之协矣；辞之绎矣，民子莫矣。’（辞令和睦，民众协同；辞令畅达，民众安定。）子产深明此理啊！”
郑简公和子产此次去晋国缴纳贡赋、朝觐晋君，当国罕虎也派郑卿印段前往楚国，告知楚国郑国君臣前往晋国朝见，这也是落实四年之前晋、楚讲和的弭兵之会的约定。郑国本为晋国的从属国，先前与楚国关系紧张，这次郑国君臣前往晋国朝觐之前，派出使者前往楚国告知，是希望改善郑、楚关系的举动。
鲁襄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42年）十二月，卫襄公也在大夫北宫文子的陪同下前往楚国朝觐。卫国是晋国的从属国，卫襄公是卫献公之子，名叫姬恶，刚刚即位一年，他也是按照弭兵之会的约定，前去朝见楚王。途径郑国的时候，郑卿印段在斐城迎接慰问，印段遵照聘问之礼、使用慰劳过境诸侯君臣的辞令接待了卫国君臣，这是对卫国君臣的礼遇。卫大夫北宫文子（北宫佗）也礼尚往来，代表卫襄公亲自进入了郑国都城向郑国君臣表示了答谢。郑大夫公孙挥（子羽）负责外交礼仪，郑卿游吉与大夫冯简子出城迎接。北宫文子答谢完毕后，从新郑出来，向卫襄公复命说：“郑国礼数周到，这是几辈子的福气，估计不会有大国再来讨伐它了。《诗》曰：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。’（谁能耐热，不去沐浴呢？）礼仪对于政事，就如天热时可以洗澡。沐浴可以用来消除炎热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”
子产主持郑国政事，善于选贤用能：冯简子能决断大事，子太叔游吉美秀而有文采；公孙挥（子羽）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政令，洞悉诸侯各大家族的姓氏、官职爵位、地位贵贱、才能高低，而且善于辞令；裨谌善于谋划，而且在野外谋划则得当，在城内谋划就不行。郑国有外交上的事情，子产就问公孙挥，并让他起草辞令，与裨谌一起悼郊外去谋划是否可行，然后告知冯简子，由他来决断。如果冯简子觉得可行，就把事情交给子太叔游吉去办，和宾客交往应对，因此事情很少有疏漏。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郑国做事礼数周到。孔子后来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也说：“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（郑国政令的撰写，由裨谌起草，游吉提意见，公孙挥修改，住在东里的公孙侨润色。）虽然内容有些出入，但对子产主持郑国政事的做法和风格描述得非常准确。
北宫文子陪同卫襄公到达楚国朝见时，见到了令尹王子围的威仪，便对卫襄公说：“这位楚国令尹行为举止有国君的做派，恐有他志。即便令尹王子围实现了他的志向，也不会善终，终将不免于祸难。”
卫襄公问北宫佗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北宫佗给卫襄公讲了一堆关于威仪的大道理，意思是说，令尹王子围的威仪无度，野心外露，短时间内虽能实现其志，但长久必遭大难。
鲁襄公三岁被扶持即位，在位一共三十一年。鲁国政权一直都掌握在三桓家族手中，襄公什么都不能做主，包括他自己的婚事。他在位的这三十一年里，鲁国军队和公室土田被三桓瓜分，所谓的鲁国国君，其实就只剩下了祭祀祖庙、外出访问这些仪式性权力。襄公也曾在朝觐楚国返回的时候，想过借助楚国的力量征讨季氏、剿除三桓的势力，但又被忠心耿耿的荣成伯劝住了。鲁国公室与周王室关系深厚，在政权旁落这一点上也颇为相似。终其一生，鲁襄公也没有解决三桓专权的问题。鲁国公室自从鲁僖公中兴之后，自鲁文公开始，国君的权威逐渐被季氏、孟氏、叔孙氏三桓家族所掌控，到了襄公时期，连军队的控制权都被三桓抢了去，还梦想着逆风翻盘，已是痴人说梦了。
鲁襄公去世的这一年，孔子已经九岁了。父亲孔纥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，葬在了曲阜城外东面的防山。母亲年少丧夫，按照春秋时期的礼仪，不能亲自去为夫君送葬，因此也不知道孔纥墓地的具体位置。孔子一直与母亲（颜徵在）相依为命，颜氏带着他离开了陬邑，回到曲阜的娘家生活。年轻守寡的颜氏对孔子寄予了厚望，对儿子的教育特别严格，这么小就教孔子各种礼仪，就连孔子平时玩耍，都是把起各种瓦罐、木棍当作祭器，自己模仿大人做各种祭祀的礼仪动作。此时的孔子，还是个孩子，不知道国君薨逝，更不知道公室和三桓，前面等待着他的，还是一片茫然的未知。